苏绰具官论

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段子，宇文泰问计苏绰，又被称为《具官论》，这个暗含官场潜规则的故事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典故呢？

宇文泰问曰：“国何以立？”苏绰曰：“具官。”宇文泰问：“何以具？”苏绰曰：“用贪官，弃贪官。”宇文泰问：“贪官何以用？”苏绰曰：“为君者，以臣工之忠为大。臣忠则君安，君安则国安。然无利则臣不忠，官多财寡，奈何？”宇文泰问：“奈何？”苏绰曰：“予其权，以权谋利，官必喜。”宇文泰问：“善。虽然，官得其利，寡人何所得？”苏绰曰：“官之利，乃君权所授，权之所在，利之所在也，是以官必忠。天下汹汹，觊觎皇位者不知凡几，臣工佐命而治，江山万世可期。”宇文泰叹曰：“善！然则贪官既用，又罢弃之，何故？”苏绰曰：“贪官必用，又必弃之，此乃权术之秘奥也。”宇文泰移席，谦恭就教曰：“先生教我。”苏绰大笑曰：“天下无不贪之官，贪墨何所惧？所惧者不忠也。凡不忠者，异己者，以肃贪之名弃之，则内可安枕，外得民心，何乐而不为？此其一。其二，官有贪渎，君必知之，君既知，则官必恐，恐则愈忠，是以弃贪墨，乃驭官之术也。不用贪官，何以弃贪官？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。倘或国中之官皆清廉，民必喜，然则君危矣。”宇文泰问：“何故？”苏绰曰：“清官或以清廉为恃，犯上非忠，直言强项，君以何名弃罢之？弃罢清官，则民不喜，不喜则生怨，生怨则国危，是以清官不可用也。”宇文泰大喜，啧啧有声。苏绰厉声曰：“君尚有问乎？”宇文泰大惊，曰：“尚……尚有乎？”苏绰复厉色问曰：“所用者皆贪渎之官，民怨沸腾，何如？”宇文泰汗下，再移席，匍匐问计。苏绰笑曰：“下旨斥之可也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斥其贪墨，恨其无状，使朝野皆知君之恨，使草民皆知君之明，坏法度者贪官也，国之不国，非君之过，乃官吏之过也，如此则民怨可消也。”宇文泰又问：“果有大贪，且民怨愤极者，何如？”苏绰曰：“杀之可也。抄其家，没其财，如是则民怨息。颂声起，收贿财，又何乐而不为？要而言之，用贪官以结其忠，弃贪官以肃异己，杀大贪以平民愤，没其财以充宫用，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。”宇文泰击掌再三，连呼曰：“妙！妙！妙！”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简单来说就是六个字，用贪官弃贪官！

其实，很容易查到《北史卷六十三》，是赵煚和元寿十四个人物的合传，其中并无苏绰，也无“苏绰传”，更没有这段对话的记载。然而，在《周书-苏绰传》里，倒是记载了宇文泰与苏绰两人谈论通宵，但并未记载具体对话内容。

可以说这个故事是后人杜撰的，虽然历史上确有宇文泰和苏绰两君臣，也确实有问计详谈的记录，但是两人详谈内容绝对不是上面的这些，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。
《北史•苏绰传》这样记载：

绰性俭素，不事产业，家无余财。以海内未平，常以天下为己任。博求贤俊，共弘治道，凡所荐达，皆至大官。周文亦推心委任，而无间言焉。或出游，常预署空纸以授绰，若须有处分，则随事施行。及还，启知而已。每与公卿议论，自昼达夜，事无巨细，若指诸掌。

苏绰为人节俭，业务能力强，而且情商也很高，苦活、累活、难活都能干，而且还干得很不错，对于宇文泰的知遇之恩，苏绰心存感激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西魏国家微弱的现状，苏绰归纳出古今治国经验，总结为六条， 被后世称之为“六条诏书”，其中包括“先治心、敦教化、尽地利、擢贤良、恤讼狱、 均赋役”。在宇文泰的大力支持下，“六条诏书”得以贯彻实施，原本国力微弱的西魏最终得以迅速发展，由弱转强，国力的攀升，也为日后替代西魏的北周，击败东魏统一北方创造了条件。正因为苏绰恪尽职守，宇文泰对他十分的信任，每次宇文泰离京出去，往往会将签字、盖好印章的空白文书交给苏绰，遇到什么事，无需禀报自己做主，自己起草下达命令就行，苏绰成为了当时西魏丞相府内的一个藏在宇文泰身后的影子，因为不少政令都是出自其本人之手，而发布命令之时，宇文泰本人当时都不一定知晓。

在史书中，苏绰曾经协助宇文泰起草了“六条诏书”，里面就涉及选人用官的问题，但是，与网络流传的“具官论”大谈特谈使用贪官的低俗论调恰恰相反，苏绰关于选人用官的理念，其格调是非常高的。

宇文泰最后充分肯定的正是这堂堂正正的治国之道，而不是什么用贪官的腐朽言论，据《周书》列传十五及《北史》列传五十一记载：

太祖（宇文泰）甚重之，常置诸座右。又令百司习诵之。其牧守令长，非通六条及计帐者，不得居官。
也就是说，宇文泰让各级官员认真学习“六条诏书”，那些地方官员，如果不能熟练掌握及应用“六条诏书”，则不能继续做官履职。“六条诏书”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关于的选拔标准，夫所谓清心者，非不贪货财之谓，乃欲使心气清和，志意端静。相比于业务能力，个人的道德品质是第一位的，精通业务又品性贤良的人是治理天下的依靠，业务能力强而道德品质差的人则是危险的。

分析至此，可以肯定的说，网络上流传的所谓苏绰的“具官论”，是一篇假托古人的品位低下的伪作，不但于史无据，而且也完全不符合史书记载的苏绰的品格作风。

至于另一位主角宇文泰，他统领的西魏在当时是一个人少地贫的穷地方，相比财大气粗的东魏，处境可谓相当窘迫，不然也不会对立下战功的人赏赐也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。他对贪官的态度可以参照另一位开国皇帝朱元璋。
如果非要在历史上找出故事中相对应的历史人物，确实有一位比较符合要求，那就是宇文泰的老对手，东魏的操控者高欢。

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，言于丞相欢，请治之。欢曰：“弼来，我语尔！天下贪污，习俗已久。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，宇文黑獭常相招诱，人情去留未定；江东复有吴翁萧衍，专事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。我若急正纲纪，不相假借，恐督将尽归黑獭，士子悉奔萧衍，人物流散，何以为国！尔宜少待，吾不忘之。”（见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五十七卷，梁纪十三）公元537年（大同三年），时任东魏镇南将军、行台郎中的杜弼，面对不断滋生的腐败问题，忧心忡忡地向独掌大权的丞相高欢反映此事，要求对贪腐进行治理。不料高欢却这样表态：

贪污腐败这种事，也不是现在才有，贪财是人的本性，没有办法。现在我们的对手，西边的宇文泰和南边的萧衍都在重金招聘人才，不断的挖我们的墙角，我要是真的反腐，一点不留情面，恐怕人都跑到对面去了，人都没了，谁来维持这个国家？

在高欢看来，反腐败，千万不能破坏内部的团结，如果因为反腐败吓跑了精英，对国家显然是不利的。

高欢将要出兵征伐西魏，这个忧心国事的杜弼，又提出出兵之前应先清除内贼。高欢问他谁是内贼，杜弼回答说:“就是那些掠夺百姓的功勋权贵们！”高欢听了没有吭声，转身吩咐士兵们，有的拉开弓箭，有的举起钢刀，有的握住长矛，相对排成两列，虽然高欢事前已向杜弼担保，武士们绝不会伤害他，杜弼走了一遭后仍然吓得汗流浃背。高欢见状大笑，说：“箭虽注不射，刀虽举不击，槊虽按不刺，尔犹顿丧魂胆。诸勋人身触锋刃，百死一生，纵其贪鄙，所取处大，不可同之循常例也。”他们虽然贪赃枉法人格卑鄙，但在另一方面，却有更大的贡献，怎么可以跟普通人相比？

在这里，高欢不仅将军队划为反腐败禁区，而且提出了反腐败不及功臣的理论。这番思路清奇的理论，莫名其妙地把人心向背、物质欲望与政治纲纪强行糅合起来，高欢倒也解释得头头是道、浑然自洽，洵然是政治强人历来予智自雄的作风。

对高欢而言，反腐败并非目的，只是稳固权力的手段而已。在权力与腐败的天平里，他很自然地把砝码放进权力的秤盘里，只要不威胁其统治，任何腐败都是可以容忍的。另外，下属的忠诚度，往往重于下属的腐败度。只要下属是忠诚的，腐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，甚至宁要听话的腐败下属，也不要不听话的廉洁下属。正因如此，有时反腐败不过是整治不听话的下属的借口与工具。

反腐败只是手段，保权力才是目的。这是高欢适度腐败论的本质所在。

深入肌骨的腐败，固然起到了一定笼络人心的作用，但相对于这种短时效应，腐败的长远影响是无法估量、更无法挽回的。